最近的工作似乎涉及一些多维空间与能量的问题,发现这些东西好像又和弦理论有一定的联系。我们知道,质量与能量就像硬币的两面,其实可以拓展一下,在高维空间中,质量与能量可能也只是某个高维物体的其中两个面而已。全世界很多顶级的学者都在研究弦理论,特别是超弦理论提出后,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弦理论开始靠谱了。当然,这个东西确实太深奥,不知道这和我的工作有多相关,也不知道能做出些什么。
另外,偶然发现朱校长几年有过一次关于弦论与佛法讲演,还有退休时的采访,一并转载过来。
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
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清时
序言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人类一面尽情地享受着自然科学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 核能、激光、电子技术,等等,一面却不了解甚至不接受它的一些基本观念。其实这些观念有大量严谨的科学根据,不过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太少,因此没有被人们重视和接受。
下面这则消息,就说明了这种状况:
中新网北京8月19日消息:霍金在昨天的科普报告过程中只赢得了两三次掌声,全场几乎没有会心的笑——他的理论太玄奥,以至于大多数来自北大、清华的学子都说没太听懂。
据北京晨报报导,昨天下午,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排起数百米的长队。门口有人私下兜售门票–最少500元一张。询问退票的人也不少,大家都期待着一睹霍金风采。但两个小时的公众科普报告尚未结束,已有人提前退场——实在听不懂。
霍金这次讲的《宇宙的起源》,其基础是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弦论。真正懂得这个理论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敬畏、惊讶和震撼感。本文尝试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大致解说一下弦论的主要概念,以期让读者体会些敬畏和震撼,并一窥宇宙的奥秘。
我们从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写的一段名言开始。
他写道:“未来世代的人们,有一天会问: 二十世纪的失误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回答说:在二十世纪, 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它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不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成为现行官方世界观的组成部分, 而且即使在西方哲学中,譬如在所谓身心讨论的范围内, 也常常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个物质概念始终是使这个世纪的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
这就是说,一方面以“唯物主义”为标记的哲学广为流行,而另一方面“物质”究竟是什么?却又说不清。施太格缪勒正是在这里看到了“二十世纪的失误”。
你可能会问,究竟什么是物质?它为什么是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
早在古希腊时代,原子论者就猜想,物质是构成宇宙的永恒的砖块,万物从它所出,最后又复归于它,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世界过程绝对同一的起点和终点。物质作为普遍的、不变的东西,必然是绝对的实体和基质。实体者,“实实在在”的客体之谓也。物质及其性质必须独立于人类的意识而存在,是客观的实体。
后来,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继承了上述古代原子论的观点,把物质归结为具有某些绝对不变属性的质点的集合。质点概念本来是对作整体运动的固体的一种抽象,但它在液体、气体乃至热现象中的应用也获得了成功。
对于所有这些能够具有机械运动的物质形态,物理学称之为实物。在当时的自然哲学中.又称之为实体。把物质归结为物体,进而把物质看成实体,这同质量在牛顿力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关。
牛顿之所以把质量定义为“物质多少”的量度,就是因为在任何机械运动过程中,乃至在化学反应中,质量始终如一。质量被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物质本身所绝对固有的,被看成物质不灭或实体不变原理的具体表现。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在十九世纪末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认为物质是绝对实体的唯物主义成了在二十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哲学,正如前面引用的施太格缪勒的名言所讲的。
然而,二十世纪爱因斯坦发明的相对论开始揭示出了物质的实体观的谬误。首先,相对论证明质量与速度有关,同一个物体,相对于不同的参考系,其质量就有不同的值。
想象一个人在推一辆没有任何阻力的小板车,只要持续推它,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质量也越来越大,起初像车上堆满了木柴,然后好像是装着钢铁,最后好像是装着一个地球……当小板车达到光速时,整个宇宙好像都装在了它上面——它的质量达到无穷大。这时,无论施加多大力,它也不能运动得再快一些。
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不断地对物体施加能量,可物体速度的增加越来越难,那施加的能量去哪儿了呢?其实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了质量。爱因斯坦在说明物体的质量与能量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时,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不久后,科学家们发现了核裂变和链式反应,把部分质量变成巨大能量释放出来。现在知道原子弹的人,都相信质量可以转化成能量。
既然质量不再是不变的属性,那种认为质量是物质多少的量度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既然物质与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能量并非“实体”,物质也就不能再被看作是实体。
与此同时,科学家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也迅速深入发展。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经典物理学一直认为: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组成物质的最小“砖块”。1932年,科学家经过研究证实:原子是由电子、中子和质子组成的。
以后,科学家们把比原子核次一级的小粒子,如质子、中子等看作是物质微观结构的第三个层次,统称为基本粒子。
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马雷。盖尔曼大胆地提出新理论:质子和中子并非是最基本的颗粒,它们是由一种更微小的东西——夸克构成的。
为了寻找夸克,全世界优秀的物理学家奋斗了20年,虽然一些实验现象证实了夸克的存在,然而单个的夸克至今未找到,人们始终不识庐山真面目。
对此,粒子学家们的解释是:夸克是极不稳定的、寿命极短的粒子,它只能在束缚态内稳定存在,而不能单个存在。
不仅如此,迄今人们所知道的300多种基本粒子中,除少数寿命特别长的稳定粒子(如光子、中微子、电子和质子)外,其它都是瞬息即逝的,也就是说,它们往往在诞生的瞬间就已夭折。
例如,通过弱相互作用衰变的粒子有20余种。其中,π±介子的寿命大致为2.6×10-8秒,即π±介子经过一亿分之一秒就衰变成了其它粒子。
通过电磁相互作用衰变的粒子共两种,它们的寿命就要短得多了。π0介子的寿命是0.84×10-16秒,η介子的寿命是3×10-19秒。比起π±介子来,它们的寿命竟分别要短8~11个数量级。
寿命最短的,则要算通过强相互作用衰变的“共振态粒子”(如Δ粒子、Σ粒子等)。它们的伙伴特别多,占基本粒子家族成员的一半以上,共200多种。它们的寿命之短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以致于人们很难用确切的形容词来描述它们的衰变过程;粒子物理学家即使利用最优的实验手段也已无法直接测量它们,而只能用间接的方法推算出它们的寿命。它们只能生活一千万亿亿分之一秒左右, 即寿命大致是 10-28秒。
为什么绝大多数基本粒子都如此短命?如何理解我们的物质世界就是建立在这些瞬息即逝的“砖块”上?
在二十世纪的后期,物理学的一个前沿领域-弦论的发展又使我们对物质的看法更进了一步。
什么是“弦论”呢?
爱因斯坦在后半生中,一直在寻找统一场论,即一个能在单独的包罗万象的数学框架下描写自然界所有力的理论。他渴望以前人从未成功达到过的清晰来揭示宇宙活动的奥秘,由此而展示的自然界的动人美丽和优雅。爱因斯坦未能实现他的梦,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自然界的许多基本特征。但在他去世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人们已构筑起越来越完整的有关自然界的理论。
如今,相当一部分物理学家相信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框架,有可能把这些知识缝合成一个无缝的整体——一个单一的理论,一个能描述一切现象的理论,这就是弦论。它正在实现当年爱因斯坦满怀热情追求的统一理论的理想。
弦论可以用来描述引力和所有基本粒子。它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界的基本单元,如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等等,看起来像粒子,实际上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维弦的不同振动模式。正如小提琴上的弦,弦理论中的宇宙弦
(我们把弦论中的弦称作宇宙弦,以免与普通的弦混淆)可以作某些模式的振动。每种振动模式都对应有特殊的共振频率和波长。小提琴弦的一个共振频率对应于一个音阶,而宇宙弦的不同频率的振动对应于不同的质量和能量。
所有的基本粒子,如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等等,都是宇宙弦的不同振动模式或振动激发态。每条宇宙弦的典型尺度约为长度的基本单位,即普朗克长度(10-33厘米)。
简言之,如果把宇宙看作是由宇宙弦组成的大海,那末基本粒子就像是水中的泡沫,它们不断在产生,也不断在湮灭。我们现实的物质世界,其实,是宇宙弦演奏的一曲壮丽的交响乐!
有人会说,把物质世界看是宇宙弦演奏的一曲交响乐,不正是与物质的对立面-意识有些相同了吗?是的。按照当前流行的观点,意识是完全基于物质基础(我们的脑)而存在,但意识不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实在,因为没有人在进行脑科手术时在颅骨内发现过任何有形的“意识”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贝多芬的交响乐,可以用一套乐器把它们演奏出来。但这套乐器本身并不是交响乐。意识是大脑演奏的交响乐。这个图像为理解“心物一元”,即意识和物质的统一,开辟了新途径。
有人还可能说,无论宇宙弦多小,无论人们能否观察到它们,宇宙弦总归是客观实在,它们是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因此物质世界也应该是客观实在。此话不准确。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是宇宙弦的各种可能的振动态,而不是宇宙弦自身,就像组成交响乐的单本单元是乐器上发出的每一个音符,而不是乐器自身一样。
在弦论之前,物质的实在性体现在组成客观世界的砖块是上百种原子,这些原子都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等基本粒子组成。这些基本粒子都被当作是物质实体,都是组成物质世界的“超级砖块”,因而可以把物质世界看作是物质实体。
在弦论之中,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认为是组成客观世界的砖块的基本粒子,现在都是宇宙弦上的各种“音符”。多种多样的物质世界,真的成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物理学到此已进入了“自性本空”的境界!
有人会想,天啊!物质都不是客观实在了,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吗?
回答是,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实在的。
我们根据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可以用关系实在来取代绝对的物质实体,即主张事物不是孤立的、由固有质构成的实体,而是多种潜在因素缘起、显现的结果。每一存有者,都以他物为根据,是一系列潜在因素结合生成的。“现象、实在和存有被限定在一组本质上不可分离的关系结构中”。
哲学家们在论述“关系实在”时,使用的哲学词汇,对你可能生涩难懂,我们还是用例子来解说。
我们看见一束红光,这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果”。这个果,是由多种因缘聚合而产生的。
首先,是光的波长值,借用哲学家们熟悉的语言,这是“第一类性质”,这类性质还有如物体的广延性等,是物体自身内在所固有,它既不依赖于观察者,也不依赖它物,也就是说,它是无对而自行确立的。我们把这些第一性质,又称为“因”。
其次,我们还需要具备一些其它条作,如眼睛正好睁开,没有色盲,往正确方向看,以及眼与光源之间无障碍物,等等。我们把这些条件称为”关系参量”,又称为”缘”。
这些因缘聚合,产生了红光这个果。“红色”这类颜色性质是“第二类性质”,其存在,至少部分地依赖于观察者。
“关系实在论”就是说,关系参量是不可消除的,没有它们,就不会有“看见红光”这个果,因而是实在的。
再举一个更清楚的例子。
要得到一棵苹果树,首先要有一粒苹果的种子,这是“因”。但是,单靠这粒种子,也不会长成一棵苹果树,比如:把种子放在仓库里,无论放多久也不会长出树来。所以,单有因,是结不出果的。一定要将种子放在土壤中,并且要有适当的水分、阳光、温度、肥料等等的配合,种子才会发芽、长大,最后长成一棵苹果树,结出苹果来。这里的土壤、水分、阳光、温度、肥料等等,就是“缘”。所以,“因”一定要配合适当的“缘”,在因缘和合之下,才能生出果来。
缘,是许多的配合条件。缘有好缘,也有不好的“恶”缘。因此即使是同样的种子,结出的果也就很不相同了。比如,把种子放进贫瘠的泥土里,或者施肥不够,苹果树必然长得不大,结出的苹果,也不会好吃。假如把种子放在肥沃的土壤中,加上细心照料,结出的果实就会香甜、好吃。
由此可见,同样的因,遇到不同的缘,结出的果,便会很不相同。
同时,由于缘是由很多条件配合而成的,所以缘会不停地变化着。既然缘会影响果,而缘,又在那么多条件配合下产生作用,假如某个条件改变了,甚至消失了,那么,果便可能不再存在。
在苹果的例子中,如果天旱缺水,苹果树便会因之枯萎。所以,当因缘散尽之时,果就会灭。换句话说:“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散尽而灭。”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以上这些关于苹果的文字,是转述潘宗光《佛教与人生》一书有关缘起法内容。所谓“关系”者,“缘”也,“关系实在论”其实与佛学缘起说的基本思想一致。
总之,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以“弦论”为代表的物理学,真正步入“缘起性空”的禅境了!
回头再看一下本文起头的那则消息,不难明白为何人们难以听懂霍金的那么生动的报告,原因就是:“物质是实体”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太执着了!
佛学认为,物质世界的本质,就是缘起性空。藏识海(又名“如来藏”)是宇宙的本体。物质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风缘引起的海上波涛。
换言之,物质世界,就是风“缘”吹奏宇宙“本体”产生的交响乐。
《入楞伽经》云:“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风起。洪流鼓冥壑。无有断绝时。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
这句偈语说:譬如一个大海,风平浪静,澄然湛寂,当阵阵烈风吹来时,使平静的大海,生起重重无尽的浪波。从此,便如万壑怒号,天地晦冥,再没有停息澄清的时候了。宇宙的本体——藏识海(如来藏)本是澄然湛寂,随缘常住而不变的。因内外境风的吹荡,便使寂然清净的本体,随变为浪潮起伏,跟着生起前面七识的种种作用。由此波浪互相撞击,奔腾澎湃,便转生一切境界,而无有止境了。
如经文所说:“青赤种种色。珂乳及石蜜。淡味众华果。日月与光明。非异非不异。海水起波浪。七识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这句偈语说:须知世间种种色相,乃至如地下的矿物,林中的植物,与天上的日月光华等等,追溯根源,也都是由如来藏识一体的变相。这些物体和藏识,在本质上并非相异,可是当它们形成为万物之后,却不能说与心识的作用是无异的了。
譬如海水,既然转变成为波浪,波浪的形式与作用,和整个的海水便不同了;可是,波浪的根本,还是由海水所转变而来的。
由物的方面来说,万类的分齐差别(分化和归类)也都是从此一体所化生。由心的方面来说,七种识的分别作用,也都是由如来藏识所转生。又因心与物的和合,发生世间种种事情,于是,本来澄清的识海,便永无宁日了。
(按:青赤等种种物色,是指眼根色尘的对象。珂佩是指耳根声尘的对象。乳及石蜜,是指鼻根香尘的对象。淡味众华果,是指舌根味尘的对象。日月与光明,是指身根触尘的对象。)
这里,海水与波浪的关系,正是弦与音乐的关系。它们也正是物质世界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当我弄懂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敬畏和震撼。
读到这里,你可能感到:“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朱清时,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高等研究院院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客座科学家,法国格林罗布尔、帝戎和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和诺丁汉大学工作。曾获1994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和1994年国际著名学术杂志《光谱化学学报》(Spectrochemica Acta)设立的汤普逊纪念奖。
另附采访:朱清时院士:“荣休”之际
[科学时报 杨虚杰 报道]对于朱清时院士个人来说,2008年是个重要年份,不久后他就要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光荣退休”了。今年仅才62岁的朱清时,已经做了2年副校长,10年校长。
他似乎永远是走在前面的人:1974年,“文革”还未结束,他已经开始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1978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临,他已经准备走出国门,接受最前沿的科研浸染。1991年,在他45岁的时候,当选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选择有时异乎常人,他的做法有时违背潮流,他的思想有时也不那么主流。甚至,他的追求也不那么“与时俱进”。
其实,他成长的年代并非英才辈出的年代,他所处时世也并非“时世造英雄”的时世。有人说人生重要的就那么几步。朱清时说,人生的确有几步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每一步都认真走好。
追寻他的内心世界,若不是他对自然科学轻而易举地驾驭,或者他更应该是个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在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他就被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简约与气度吸引,从此,他都在追求这种美。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谁解雪芹红楼之味?
“大学毕业分配 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
今年是朱清时大学毕业40年。1968年12月,朱清时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来到位于西宁市郊区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修炉工。这样一个当时被所有人都认为不可思议的选择,是朱清时遵从自己内心意愿做出的。40年后的今天,他说,大学毕业分配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在他毕业26年以后,那时他已经成为中科大的校长,接到同班同学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朱清时是“替”他去了青海,朱清时就感谢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科学时报》:今年是您大学毕业40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经历是哪些?
朱清时:1968年12月我们毕业分配,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转折。还记得是一男一女两个工宣队人员找我谈话,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天津塘沽盐厂当工人,然后又问我去青海西宁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如何。当时在我心里,青海和天津完全是一张白纸,青海在我心里充满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诗情。我就说,天津和青海我都愿意去,服从分配。很快谈完,工宣队人员也很高兴。出门有同学打听,我一说结果后他们就跺脚说,哎呀,青海怎么能和天津比呢?这句话让我的心凉透了。一句话说错,影响一生啊。所有人都埋怨我,说我太不懂事。但那时已经没有办法了。
当时,不知道冥冥之中开始降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可那时,谁都不知道这是幸运。为什么说呢?因为我到那里先当工人,但因为我数学好,中学时就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厂长非常爱才,就让我到供销科管计划和采购。1974年,胡耀邦、李昌到中科院,发现中国科研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拉大,想在中科院搞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追上去。其中一个项目是利用激光分离同位素。这时,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大学都瘫痪了。后来,我到大连的化物所去,才知道那时他们的业务骨干和技术权威都在农村里当农民呢。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大城市的科研机构都瘫痪了,惟青海没有,因为那个地方偏远艰苦,没有人夺权。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知识分子还在依惯性搞科研。所以,中科院没有别的单位可以承担这个项目,就被盐湖所争到了。盐湖所是搞化工的研究所,真要做的时候,才发现缺乏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这个项目需要物理基础很好的人,他们要从分配到青海的大学生中招一些。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就去毛遂自荐。我天性喜欢做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当了5年工人后,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科学时报》:当时招聘的条件是什么呢?
朱清时:室主任看了我的履历。看到我是中科大核物理专业毕业,很满意,就给了我一篇英文文章《化学中的激光》,我回去后用两三天时间集中精力把它翻译出来,室主任看后马上就决定要我了。当时从全青海一共调了十来个人去,北大和清华的都有。有两个老先生带着我们干,过一段时间后老先生就让我带着大家干。这样,我从1974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么大项目的科研,比同龄人至少早了5年。而且一做就是国家的大项目,还做负责人。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开玩笑说,这就像红军时期20多岁的人当军长一样。
接下去就是靠自己平时的准备了。我们那个厂在1968年就有100多个全国分来的大学生,大家下班流行打扑克、喝酒、发牢骚,我也曾经参与过,但心里总觉得不安,总觉得我还没有本事,以后有一天国家要用人才,我有什么才?所以我就偷偷学英语,翻译书,学数学,把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做到尾。没有人让我这样做,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才让我做这个大项目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因此,机遇虽然重要,还要平时作好准备。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但心里很愉快,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最愉快的就是那个时候充满希望,充满激情。
《科学时报》:您在那个年代里一直都是很理性的么?
朱清时:现在回过头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我的兴趣全在学术上,比如我小的时候喜欢诗歌,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20个字,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字,但被他“组合集成”起来,就有了极大的冲击力。这就像厨师看到冰箱里的东西,就能立刻做出一顿精美的菜肴,而很多人拿着最好的材料也弄得极难吃。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想,唐诗怎么能这样打动人呢?语言的魅力太大了!我很崇尚精炼的文章,可以一下子打动人;反感那些啰里巴嗦,看不出东西的报告或文章。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就是被诗歌的这种境界吸引了。
然而最终吸引我的还是人的创造力,这就是人的才干和创造力,我从小就崇尚。我的天赋就是欣赏这些有高度创造力的东西,不喜欢照本宣科或人云亦云。这个特点在人生中是很难改变的,强行改变它会很痛苦。
《科学时报》: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交流访问回来,为什么没有选择北京的研究所,而是到了大连的中国科学院化物所?
朱清时:我一生中从未在选择单位和城市上下过功夫,始终像我大学毕业分配时那么幼稚。我回国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回青海盐湖所,因为是他们把我送出国的,我不回对不起他们。我回盐湖所艰苦奋斗干了两年,但因为没有任何激光光谱的基础,实在干不下去,才在中科院的协调下调到大连化物所。那里在张存浩先生领导下的激光光谱研究条件最好,也需要人,所以我就去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北京。可以说是中科院帮我跳槽的。
《科学时报》:所以看您的路径是青海—大连—合肥,都不是最大的城市。您的这些选择现在看来都不能被多数人理解。
朱清时:我没有现在盛行的价值观,到大城市,到大单位。从现在看来,1991年我当选院士以后,应该有可能“想去哪里就选哪里”,那时很年轻,才45岁,但我还是选了中科大,我觉得应该为母校作贡献。当时的中科大很困难,只有钱临照一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中科大很渴望有院士去工作,我觉得我义不容辞。
《科学时报》:也有人说,人生重要的就那么几步。您是不是也适合此说法?自从调到青海盐湖所就一顺百顺了?
朱清时:是的,回顾这40年,的确起关键作用的就那么几步,但在走过的这40年中,其实是有很多步的,每一步都要认真走,当时并不知道那几步是关键,就像我当初去青海,是我人生的第一步,很精彩,但并不是刻意安排的。我一生也遇到过很多麻烦和不愉快,现在不说了。我到盐湖所从事科研工作虽然使生活回归到正路上,但一路上也有很多高山、深渊,还有很多河流,弄不好都会摔坏的。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爬滚打,成功的事情恐怕不到一半。
《科学时报》:我采访过不同时代的科学家,现在60岁左右这一代人有十年光阴荒废了,现在多数退休了,您怎样看待这一代科学家?
朱清时:我认为这一代人很优秀。第一,他们与其他时代的人不一样,是在更艰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所以他们一定有些过人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冒出来,就像一个筛子把他们筛出来;他们一定天生渴求知识,如果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渴求知识,而是把知识当成混饭吃的手段,他们早就干别的事情去了。如果他们没有高的品位,没有过人的追求,很快就会消失在世俗的事务中。这一代人耽误了10年,有很强的紧迫感,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很珍惜时间,勤奋务实。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做出最原创的东西,因为最原创的东西还是要二三十岁的时候做出来的。但是他们再回到科研中间时,会更加坚忍不拔,这一代人比较不接受那些夸夸其谈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科研生涯是40年,他们少了10年,但他们的30年可能比别人的40年做得还多。所以这一代人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且也是科学史和教育史上很特殊的一代。
《科学时报》:对于一个从事科研的人来说,机遇、才华等等,什么最重要?
朱清时:理论上说,机遇更重要。我所说的机遇是广义上的,就是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你去做就能够做成功。人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聪明与机遇一样重要,我遇到很多人,我都替他们着急,就是脑袋不开窍。不聪明也不行,但是我现在认为,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还是踏踏实实做实事最重要。这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问一个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可能有人说是房子,有人说是车子,其实对一个生活中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空气和水。类似的,对于一个科研人员,他再聪明再有机遇,如果不踏踏实实做事,也会一事无成。现在,很多青年人被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误导了,都去做表面文章,炒作论文,“勾兑”成果奖,但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这会耽误很多人,单纯追求眼前利益很难在科学上留下真正的东西。我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不要拿起木板在最薄的地方打许多孔,这样没有用处,要在需要的地方打孔,不管是厚是薄!
“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
1991年,朱清时的条件足可以使他选择一个更大的城市和更好的位置,但他却选择了当时条件并不太好又远在合肥一隅的中国科技大学。他是以一个普通科研和教学人员的身份去的。两年以后,成为副校长,又两年成为校长。一直以来,朱清时都住在校内,据说房间只有107平方米。但他欢喜的是从家到办公室只需五六分钟的时间,他享受这份简单与清净。
《科学时报》:您来到中科大之初,是否就知道两年以后会做校长?
朱清时:那时根本没有人跟我说当校长作的事,我是真正回来当普通教授为中科大做贡献的。记得1996年中央统战部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到海南岛休假,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名字在中央统战部的“无党派人士”名单里,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回中科大当教授的。
《科学时报》:您在做科大副校长之前,似乎没有担任过更多的科研领导工作。而且,我们的感觉是您在治校十余年,行政化的色彩特别少,一直是专家、教授治校。您是怎样进行这种角色转换的?
朱清时:学校的院士很少,我来了以后很快就成为学术带头人,让我做副校长时我并没有推辞,因为当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负责研究生教育,我在大连时一直管研究生,还是有些想法的,觉得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让我做我就做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做副校长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我的朴实想法是:在国外很多教授都兼过系主任、校长等职,他们没有转换什么角色,只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去做,总有机会做好。而且,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学习。两年以后又做了校长,我是边学习边工作地走过来的。
《科学时报》:在高等教育喧嚣与躁动的这些年,科大没有扩招合并等等追随潮流的做法。你们这样做,会不会有人不解?您有没有压力?
朱清时:这些年扩招、建新园区、合并等这些大的事情,总体我们都没有去做,只是1999年有一次行动,有一些波折,但很快就平静了。对于我们没有扩招、建新园区和大量贷款,抱怨责备还是很多的。就在不久前,就有人在网上说,在大扩张的时候,科大没有扩张,失去了机遇。这代表了一些人的心态。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捞白不捞。捞地、捞钱、捞规模。
其实,我心中很清楚,学校班子也清楚。比如说贷款建新园区这件事,我们没有扩招,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一旦建新园区,教师上下班来回跑,教师的时间就变成成本耗在车上,教师没有时间作科研、备课,水平就会下降。建新园区肯定要消耗你的软实力。这一点,我们学校的领导班子从来没有过分歧。我们不扩招,就没有必要建新园区;不建新园区就没有必要贷款。
当时有人动员我们去贷款,还说大学都在贷啊,别的学校不还你们也不还。我当时想,我们学校好好把自己经费花完就不错,何必贷款还要还利息呢?你要是赠款,没有利息,我们肯定要。
我从一个搞科研的角度看教育,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教师更多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这就是前面说的踏踏实实做实事。我们科大校园一直比较平静,如果建新校区就会有很多年折腾,坐不下来。我们扩招以后,教师就没有时间进修深造、照顾学生,这样教学水平肯定会下降。这样下去会把学校的根本毁了。我做两年副校长、10年校长,潜意识里就是要给大家营造一个看书、想问题的环境。违背这个原则的折腾,我们能避免就都避免。但是,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事,比如建起了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我们还建设了一些新设施,没有做表面文章。
必须说明一下,我反对的只是盲目地贷款建新校区。如果不要我们出钱,白送给我们新校区,我们当然要;如果学校发展真的需要新校区,我们也会建。
《科学时报》:最近,包括两会期间,我们发现您有很多观点和声音出现在媒体上,为什么?
朱清时:因为我知道我退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说话就没有现在的分量了,我自己有点紧迫感。我必须要把积压很久的话说出来。我不是为自己。
我很奇怪,我们教育界的纠错机制为什么这么不灵敏,明摆着做错了,还不纠正。大家都看见了,但谁都不说。我们大家好像都坐在奔驰的火车上,知道走错了,但都不肯跳车。我在行政管理岗位上工作了十余年,非常熟悉这种心态。如果我知道这些话却不说,我会觉得挺歉意的。我不愿群众背后说我自认为是个学者,却不说实话,只会明哲保身。我知道这些话会有人听了不高兴,但也许会悄悄起一些作用吧。
荣休之后:追寻更广义的创造性工作
退下来的朱清时院士,也不过60出头。记得早在他45岁当选院士后,他就表示过这样的心态,自己不再追求职称甚至成果等东西。近些年,他在不同的领域探索,并且有很多“离经叛道”的思想。今年,他的另一个使命也已经完成,未来的岁月,他又有什么打算?
《科学时报》: 您才60岁出头,还有很长的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光,您有什么安排?现在手边还有课题么?
朱清时:那些我都不要了,我要追求我过去想做但没有时间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一直认为,语言、诗歌等领域的大师的创造力不亚于爱因斯坦。这些是我中学时的爱好,我要重新去欣赏这些东西。另外,这些年我最想做好的一件事,是用我的科学知识,找出比较好的办法来鉴定古文物的真伪。这方面我已经做了一些事,以后会继续做。
总之,我不做校长以后,会回归到学者生涯,但是不会回归到过去的科研生涯,比如申请科技部、自然科学的基金,那些是比我年轻的人现在挑大梁做的,我不愿回去再干扰他们。我要去做更广义的创造性工作,还比如说搞清楚中医原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很有兴趣。
《科学时报》:您在新的领域中的一些探索,也让您产生了“离经叛道”的思想。
朱清时:你用“离经叛道”几个字来说我,说明我们现在思想界太沉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是大家都不断想出新鲜的主意,而且大家都包容和鼓励这些新想法。比如对中医的科学原理,我想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解释它,还应该鼓励更“离经叛道”的思想去解释它。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是帕斯卡尔说的。他说,思想使人伟大。人生就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至少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体会一下做人的这种伟大。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别出心裁,有新思想。这些年来,我每次讲一些别人不熟悉的话,内心都在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新思想,就是想活跃一下思想,不要把沉闷当做常态。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孤孤单单地说往往不起作用。但我相信今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会回归到创新的常态,各种各样新思想会不断涌现,那个时候,我们的创新体系才有希望。
其实霍金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所有真实的物质,是建立在一个人肉眼看不见的世界里,那个世界构成了现实世界的最的基本粒子,所有粒子都在平行的空间不停的向外震动,这些粒子跨越了现实的世界物质和空间!
看了这篇文章感觉博主越发深奥了…
告诉一个简单的发现:机械波和电磁波的频率在传播中应该是衰减的,这将翻开物理新的一页。